中国能否助力印度尼西亚的清洁能源转型?

cirata floating solar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蒸蒸日上。这个群岛国家凭借其作为煤炭棕榈油液化天然气以及蓬勃发展的镍矿产业所带来的不锈钢出口国的实力,怀揣着每年8%增长率的雄心。 

来自中国的投资推动着这一增长,涉及传统的污染行业(矿业、钢铁铝业),也不乏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明珠”行业: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生产。2023年,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面板制造商信义玻璃(Xinyi Glass)宣布在印尼投资115亿美元建设一家石英砂加工厂。 

目前,这些玻璃主要用于出口。尽管印尼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出口热潮也带来了矛盾。印尼为全球清洁能源提供原材料的同时,自身却面临着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2024年12月,我在爪哇岛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之旅,当地的氛围就像十年前的中国。这个人口最密集的省份,除了雾霾天气和无处不在的燃煤味外,新建筑和新兴中产阶级也随处可见。人们摆脱贫困的愿望真实而强烈。目前,对矿业、重工业和化石燃料开发的大力发展,表明了印尼至少在短期内决定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一些中国学者告诉我,印尼正在效仿中国以及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先污染,后治理。  

但与十年前的中国相比,印尼有一个显著的不同。2025年的印尼是一个可再生能源及相关技术已经具有经济可持续性和需求旺盛的国家。比亚迪生产的电动公交车在雅加达的大街上穿梭;与中国国有企业达成大型风电能合作伙伴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印尼正转向中国,寻求实现清洁能源转型。 

中国可以通过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印尼要求的合资企业转让清洁能源技术,帮助印尼实现其脱碳目标的一部分。但要巩固印尼未来实现净零排放的潜力,印尼必须抵制污染能源,并全面改革国家政策,以控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并建设其输电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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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的缓慢退场 

对煤炭的依赖不会迅速消退。我在这趟旅程中,参观了位于爪哇岛西北岸苏拉拉亚(Suralaya)工业园内的东南亚最大的燃煤电厂。我去那里是为了探寻中国能否够帮助印尼加快清洁能源的应用。 

在印尼的人口中心爪哇岛 ,那里的人们并不急需可再生能源,目前电网甚至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这些电力大多来自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开采的煤炭,通过驳船运往爪哇岛。因此,苏拉拉亚燃煤电厂目前没有关闭的迹象。事实上,工业区中一些目前闲置的电厂正在进行改造,这预示着未来几年煤炭的使用量可能会增加。 

Left: The Suralaya coal plant is the largest in Southeast Asia. Right: One of Suralaya’s smokestacks peeks out behind village homes.

左图:苏拉拉亚燃煤电厂是东南亚最大的燃煤电厂。右图:苏拉拉亚电厂的一根烟囱从村庄房屋后探出头来。 

在印尼,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之间既相互作用又存在矛盾。2023年,印尼约40%的能源来自煤炭,而天然气和石油几乎占到了全国能源供应的一半。主要由水力发电构成的可再生能源则贡献了约13%(见信息图表)。这一比例正在缓慢上升,辅助着国家能源政策(National Energy Policy)草案中设定的目标,即可再生能源占能源供应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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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拉亚等大型工业园区也为附近的喀拉喀托钢铁厂(Krakatau Steel)和巴斯夫工厂(BASF)提供煤炭发电。然而,公众和政策层面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日益扩大。例如,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兄弟哈希姆·乔乔哈迪库苏莫(Hashim Djojohadikusumo)承诺,印尼从现在到2040年将建设7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是风能和太阳能。这一承诺意味着,相较于目前约13.5GW的总量,未来将需要大幅度地增长。 

然而,在一个决策层深度根植于对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国家,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一脱碳承诺是否现实可行。鉴于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制造的领先地位,以及其作为印尼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地位,中国在印尼的清洁能源转型中显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与其在国内的策略相似,中国决策者和企业在印尼的能源投资上采取了“自助餐”式的模式:煤炭、风能、太阳能、地热都在菜单上,但这也带来了矛盾。 

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承诺,停止为向电网供电的新燃煤电厂提供融资。然而,一些中国企业仍在建设“自备电厂”,为特定的工厂或工业园区供电。这类离网投资在形式上符合煤炭禁令的要求,但却违背了这一政策的精神。 

即使在同一个园区内也存在着矛盾。在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大型莫罗瓦利工业园区(Morowali Industrial Park)大部分电力供应仍旧来自煤炭,该园区由中国与印尼合资公司运营,加工电动汽车电池和不锈钢所需的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也开始将可再生能源引入莫罗瓦利园区。 

印尼的煤炭经济规模庞大,采矿业几乎重塑了国家的面貌。然而,雅加达智库ISER的法比·图米瓦(Fabby Tumiwa)等分析人士指出,印尼采矿业的根基并不深厚,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发展到目前的规模。正因如此,法比和其他清洁能源观察人士看到了希望,认为可负担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或许可以较快地取代煤炭。 

奇拉塔:水坝之利 

从苏拉拉亚出发,我沿着一条颇具美国风情的高速公路继续行驶,前往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奇拉塔水电站(Cirata hydroelectric dam)。沿途的每个出口都有一家星巴克,与燃烧的热带植物田野、工业仓库和加油站构成了一道风景线。 

奇拉塔的历史折射出印尼多年来发展各类发电站的努力。建造之初,苏哈托总统的“新秩序”(New Order)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以水电为主导,来推动爪哇岛的工业化。到了2022年,印尼在奇拉塔水库开辟了新的能源之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与阿布扎比国有能源公司马斯达尔(Masdar)签约建设漂浮式光伏项目。该项目是东南亚最大的太阳能阵列,能够生产2吉瓦的电力,足以满足17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cirata floating solar behind trees

在船上,我们看到了闪耀的太阳能面板,与苏拉拉亚煤电厂的对比尤为突出。在多云的天气下,从附近的山丘俯瞰,几乎察觉不到这些面板的存在,它们的颜色与水库的钢铁蓝色融为一体。 

中国技术的简洁朴素与沿岸喧嚣的乡村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地居民对漂浮式太阳能面板颇有微词,认为它们导致了浮萍的泛滥,且鱼类躲藏在面板下,让捕鱼变得困难。他们甚至认为这个项目让天气变得更热了。

cirata reservoir duckweed and boat

侵入性的浮萍泛滥,破坏了整个奇拉塔水库的捕鱼活动,该水库是东南亚最大的漂浮式太阳能发电站的所在地。 

印尼规定,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必须由当地实体持有51%的所有权,且40%的物资必须在当地生产。奇拉塔项目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技术优势,尽管2022年项目的资金来自阿联酋,太阳能阵列的官方所有者是印尼,但实际施工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力建设集团(PowerChina)完成的。 

当地居民形容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缺乏人情味,与周边的棚户区格格不入。 载我的船夫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工人来了。” 中国工人高效地完成太阳能面板的安装,但与当地人鲜有交流。这些漂浮在水面上的太阳能面板,其高超的技术宛如天外来物,远远看去就像外星飞船。  

中国技术和当地期望之间的差距看似巨大,但这可能类似于中国上一代人所经历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欧洲公司向中国合作伙伴传授了技术(尽管并非总是最前沿的技术)。随后,中国的本地化法规进一步推动了技术转让。中国企业曾获得过一些信息和设备,但其中部分技术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如何使用。 

另一方面,我也听到一些中国商人抱怨印尼51%所有权的规定,以及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不满(通常为腐败),这让我想起了十年前长春大众工厂里德国人发的牢骚。这都是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印尼坚持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的本地化生产,表明这一进程已然开始。 

在奇拉塔期间,我看到当地中产家庭在自助早餐上津津有味地享用美食,这让我有了另一个感悟:本地化投资悄然为当地带来了繁荣。从奇拉塔附近的梳邦(Subang)智能城市(比亚迪工厂将于2026年在此投产)到拥有联塑太阳能制造厂(Lesso Solar)的三宝垄工业园区(70%的员工都是当地人),未来的本土创新将在此孕育。 

中国可再生能源能否取代煤炭?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紧张的关系。亚洲趋势(Trend Asia)的尤云·安德拉迪(Yuyun Andradi)告诉我:“我没有看到中国投资真正进行技术转让的意愿。”如果中国真心希望帮助印尼等全球南方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印尼对能源投资如饥似渴。许多资金雄厚的国家和集团跃跃欲试,富有的穆斯林国家例如阿联酋、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和美国政府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在这方面,中国资本并没有特别之处,它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尽管颇为引人注目。对于印尼能源的未来而言,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投资是否会伴随着太阳能和风能延伸到交通电信领域。 

联塑太阳能的印尼员工和管理人员如果能掌握关键技能,从而开设自己的制造工厂,这将是理想的情形。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可以为印尼提供更清洁的未来,成为其发展的蓝图。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尼丰富的煤炭资源可能会减缓这一潜在的清洁能源转型。虽然前总统承诺减少煤炭投资,但燃煤电厂,尤其是工业园区的燃煤电厂仍在增加。普拉博沃表示,他希望到2030年关闭国内的13家燃煤电厂。然而,空谈无益,关闭燃煤电厂并补偿其所有者并非易事。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似乎更愿意在印尼积极开发新的中国能源技术。这一推力可以使这个岛国成为中国投资的效益试验场,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相关社区的整体福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等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制定“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Global South Green Development Plan)。如果中国企业做好了准备,那么印尼也蓄势待发。 

本文是中国环境论坛“中国与全球能源转型”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致力于研究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清洁、公正的能源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此博客最初以英文发表于 NewSecurityBeat,原文请见这里。此博客亦发表于《金融时报》,请见这里。

Author

Jacob Dreyer
Editor and Contributing Writer, Noema 

China Environmen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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